从高铁站出发，搭车一小时抵达台州富岭塑胶公司。公司总部位于一个围海新建工业开发区内。“这里太偏了，如果不是有导航，根本找不到路。”为了强调这个“偏”字，出租车司机用手一指说，从富岭塑胶再往东5公里，就可以看到东海。 “我们这里很偏的。”一个
从高铁站出发，搭车一小时抵达台州富岭塑胶公司。公司总部位于一个围海新建工业开发区内。“这里太偏了，如果不是有导航，根本找不到路。”为了强调这个“偏”字，出租车司机用手一指说，从富岭塑胶再往东5公里，就可以看到东海。
“我们这里很偏的。”一个小时之后，台州富岭塑胶公司董事长江桂兰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也提到了“偏”这个字。1991年，江桂兰下岗后和她的丈夫一起，在自己家里办起塑料加工厂。那时，温岭不通高速公路，也没有高铁，乘长途车到杭州、上海都要十多个小时。附近工厂生产的塑料制品要拿到路桥和义乌的市场销售，但因为江桂兰的工厂距离市场太远，“今天说这个东西好销，等我模具开好，明天拿过去，就没有人要了。”江桂兰操着一口温岭普通话，语速飞快，以至于有时记者不得不和她确认某些字词的发音。
为此，江桂兰略带歉意地说：“我的普通话不好，因为小时候住在乡下，比较偏的地方，老师不教拼音，导致我到现在连a、o、e都不认识。”
江桂兰不认识aoe，但认识ABC。从她偶尔引用的几个英文单词看，她的英文发音相当标准。
不仅如此，在富岭塑胶的工厂内，甚至能一窥美国经济情况。
4月底，美国疫情形势严峻，富岭塑胶的美国客户有的提出延迟交货，有的取消订单，美国消费市场迅速传导而来的压力一度让江桂兰陷入焦虑，开始尝试通过直播打开内销市场。到5月初，美国的疫情仍然严重，但外贸订单已在陆续恢复。
为了防控疫情，美国客户要求，所有一次性餐具必须单独包装，原来一台机器只需配一个工人，现在一台机器的人手要增至4到5人，这使得工厂不得不扩招人手。“现在我们又很忙了，一次性纸杯的需求量还没有恢复，但一次性叉子的量已经很大了。”据江桂兰分析，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上班族在家办公，不需要用一次性纸杯，但即便在家也要叫外卖，也会用到一次性叉子。
看似偏远的富岭塑胶，换个角度看，是面向大海，与世界相连的。
6月6日上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的演讲中提到了他长期观察一家台州公司，“做塑料制品，为世界最大的快餐企业提供刀叉等产品。”“去年，这家企业去墨西哥开了工厂，以避免美国增加关税；今年，他们又把工厂开到了印尼，把产品卖到更多的地方。”周其仁所说的这家公司，正是富岭塑胶。该公司也是台州温岭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
2005年，周其仁教授在浙大上课时，看到杂志上介绍江桂兰的文章后，连夜赶到温岭，双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此后十多年间，周其仁参观过富岭在美国的工厂。周其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江桂兰不过是众多浙商中的普通一员。不过，这个由农家女成长为国际市场供货商的故事，给我这样研究经济的人带来很多启发。
2014年5月29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副州长詹姆斯.考利和江桂兰出席富岭美国宾州公司剪彩典礼
“全球作战”能力越来越强
因为疫情关系，江桂兰自去年12月19日从美国返回温岭后，至今没有去过美国。这是十分罕见的，从2003年富岭开拓美国市场后，江桂兰频繁往返中美之间。仅2019年一年，她就去了美国6次。
2014年，富岭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开建首家境外工厂，它也成了当时首家在宾夕法尼亚设厂的中国企业，并为当地提供了75个就业岗位。
在工厂揭幕剪彩仪式上，江桂兰的丈夫——富岭塑胶总经理胡新福解释，以吸管为例，每一个集装箱的货在中国的出口价格不到1万美元，但运费和关税却要4000美元左右。“所以将工厂建在靠近消费者的地方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明智的选择。”
这笔账是算得过来的。富岭塑胶90%以上的产品出口美国市场，尽管美国工人的人工成本大约是中国工人的7倍，但美国能源相对便宜，为了提高产能、降低人工成本，江桂兰的美国工厂用上了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机器，即使与美国同类型工厂相比，他们的产品依然有竞争力。
“一旦决策，就要付诸实施，租下场地之后我们马上改造成工厂。”江桂兰记得很清楚，2013年10月，浙江省组织企业去美国考察，鼓励企业走出去，当年公司就签约，在第二年工厂装修，第三年就投产。除了降低运输成本外，在美国设厂也是为了规避一些不可控的风险。2013年上半年，洛杉矶码头工人罢工，很多货物无法及时送达客户手中，当时，公司的几大客户都建议她在美国设厂。
现在回头来看，在美国建厂的决策是非常明智的，公司不仅减少了以上这些成本，也规避了这之后因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带来的加征关税。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当得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对符合条件的产品实施零关税的消息时，2018年下半年，富岭又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蒙特雷建厂，“从中国把产品运到美国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从蒙特雷运到美国只需要两三天，运费也比较便宜。”江桂兰说。
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复杂性增多，富岭又在东南亚考察并最终落子印度尼西亚。江桂兰在印尼的工厂已于今年2月开工，前期主要生产吸管，将来将增加酱料杯、打包盒、纸袋和纸杯等产品。
“必须要快！所有的工厂都是租的。我们也了解到，如果自己买地建厂的话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来不及。我们有30%出口美国的产品要加征25%的关税。”按照江桂兰的计划，这些需要加征关税的产品全部移至海外工厂生产。
“我感觉我们对贸易摩擦的应对还算顺利。”现在，江桂兰算是略微松了一口气，因为全球布局，公司正将外贸形势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目前，公司在美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拥有6个专业制造工厂。2019年，销售同比增长20%，利润同比增长31%，税收同比增长30%。
在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周其仁以富岭的案例来呼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企业的“全球作战”能力正在越来越强，更需要增加来来往往的频次。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对。”江桂兰在媒体上看到了周其仁的讲话内容，“如果我没有来来往往，没有在美国销售的话，就不可能去美国设厂，更不可能销售得那么好。”
2015年台州富岭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带着笑容，说着那些苦
江桂兰不仅语速快，带着记者参观工厂的脚步也很快。
她总结自己的创业之路，就一句话：比别人快走了一步。当别人做内销时，她已通过外贸公司做外销；当别人通过外贸公司做外销时，她已在国外成立销售公司；当别人在国外成立销售公司时，她已在国外建厂。
但是要做到比别人快走一步，谈何容易？
江桂兰有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传奇经历：1995年，江桂兰赶到广交会，花了4万元从一家企业分得了1/6的摊位，谈成了两笔生意，开始了外贸之路。但当时，江桂兰的英语水平基本上是零。读书时她觉得学英语没用，没怎么学。那次广交会上，江桂兰谈生意全靠让位的摊主帮忙翻译。
回家后，江桂兰买了一本《外贸英语》开始自学。尽管被丈夫嘲笑：“你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还学英语？”但江桂兰并不气馁。2002年，江桂兰特意到上海金茂大厦里的一个英语培训学校上课，先跟着电脑学，每学完一个单元，由老师现场测试。
开始江桂兰嫌第一课太简单，直接开始上第二课，不料第一单元没有过关。“那次对我打击太大了，难为情。人家都那么聪明，你怎么这么笨。”过去了近20年，但说到这里，江桂兰依然懊恼万分。不过，这一打击很快转化为动力，江桂兰从第一课开始重新学，每天早上5点起床学习，一直学到晚上12点。为了全身心学习英语，江桂兰在陆家嘴附近租了一套老公房，一口气学了28天才回温岭处理公司事务。
江桂兰的英语课上了半年后，检验她英语水平的机会来了。温岭外贸组织到美国参展，不料除江桂兰一人外，其余人包括翻译在内全部遭美国领馆拒签。江桂兰只身前往拉斯韦加斯交易会，“我不怕难为情，讲不好的话我再讲，实在不行就打手势。”那次，就靠着那半年打下的英语基础，江桂兰接下了几十万美元的订单。
快速推进、坚韧刻苦，直至冲破难关。这样的励志经历在江桂兰的创业史中反复出现，但背后的辛酸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参加拉斯韦加斯交易会后不久，2004年大年初四，江桂兰需要再次只身赴美。那次，江桂兰的老公和儿子将她送到上海浦东机场时，她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英文水平又不是很好，感觉很不舒服。”很难，但江桂兰还是选择继续向前。
“只要能赚钱，怎么辛苦都行，都受得了。”江桂兰说，自己创业至今，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
吃苦，江桂兰是不怕的。上学时，家里很穷，供不起学费，江桂兰就织草帽，靠着卖帽子赚学费；高中毕业后她学做过裁缝、跟着做泥水匠的哥哥做小工、抬石头，推销过糖酒烟、做过会计、开过车，10年间换了好几样工作；1991年，她工作的一家塑料企业效益滑坡，半年发不出工资，她和丈夫贷了20万元高利贷，开了一家塑料厂，直到五六年后，才算把这笔高利贷彻底还清……
“30年前，我肯定不会想到我会是这样的。”说这句话的江桂兰，坐在漂亮的公司会客室里，妆容精致，一头短发干练利落，搭配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有职场女强人的霸气，但又不失温婉的气质。
“我创业时，只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只想着两个人赚的钱够一家人生活就好了。”说着这些苦，江桂兰脸上是带着笑容的，她说因为经历了这些苦，所以她的心态很好，“我以前那么贫困，现在这样已经很高兴了。不和别人比，我们只要在细分领域做好就很可以了。”
江桂兰在APEC会议“女性中小企业，征服国际市场”研讨会会场
本土制造有新的独到优势
现在，江桂兰可以在温岭的办公室通过视频电话，远程指挥美国工厂。其实一开始，工厂的运营却并不尽如人意，曾连续亏损两年。
江桂兰在美国聘请了多名当地人做厂长，但这些厂长们的想法和她不一样，无法很好地协调各个部门工作。现在，公司吸取教训，取消厂长一职，由部门负责人负责各部门事宜。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这样坚决执行。比如，一到冬天，如果雪下得很大，有的美国工人不经请假就不去上班。一开始，这样的工作态度让江桂兰很吃惊，但现在，她已经习惯了：“先让机器生产，第二天再找人包装。”
再比如，中国员工接受计件制，但美国员工只接受计时制。为了刺激员工提高工作效率，江桂兰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规定美国工人8小时内必须做完一定数量，超出部分再进行奖励。
公司在温岭的注塑生产车间
2005年，周其仁在介绍江桂兰的故事时提到，了解江桂兰的故事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允许经商、开业自由、农民可以出国做外贸等等，属制度成本下降的范畴。农家女背英文单词，是学习能力提高、中国产品质量提高的明证。再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比欧美发达国家要低很多，这些因素就可以解释中国产品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大行其道。
现在，江桂兰的故事又有了后续，中国民营企业正通过“走出去”，实现全球布局、实现全球资源配置，规避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制造虽然丢失了部分成本优势，但也拥有了一些独到性优势。除了中国工人的竞争力更强以外，在采访中，江桂兰还谈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很好”。一个实证是，富岭在温岭的总部厂房，从土地出让到拿到建设许可证，只用了14天时间。但在美国，至少需要几个月。
“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谈到未来国际贸易发展走向时，江桂兰神色淡定，“但我们已经做好布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去应对。”